“我们的使命在云端，可是我们绝大部分基金会的创新意识和运营能力还在泥土里。”11月22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7年会在成都召开，论坛轮值主席、百度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郭力作为第一位致辞嘉宾，上来就泼了一盆冷水。

    “中国基金会离伟大还有多远”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早在2013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刘选国就曾经发表文章发问。当时刘选国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在愿景使命设计，还是从实力、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准看，中国基金会与洛克菲勒、福特、盖茨这些伟大基金会差距还十分遥远。

    “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弘善资本+科学的基金会制度设计+伟大理想的专业人才，才是伟大的出发点。”

    “没有使命的基金会走不远”

      从1981年中国第一家国家级公募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中国基金会已经走过了36年的历史。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到2017年11月23日，中国基金会数量已经达到6321家。

    “目前，绝大多数中国基金会是慈善基金会，他们主要从事赈灾、扶贫、医疗、贫困教育等慈善工作。在现在的欧洲，绝大多数基金会正在解决社会性、科技、生态和文化的未来发展问题。”墨卡托基金会中国特别代表阿克曼表示，绝大部分中国基金会的愿景使命不够远大，在愿景使命设计方面，中国的基金会可以从其他国家汲取经验。

    “未来基金会的支点，首先还是使命。”阿里巴巴集团综合政策研究室主任朱卫国表示，没有使命的基金会走不远，“就好像人一样，没有使命的人一打就倒，倒了就站不起来了，而有使命的人百折不挠，基金会也是一样”。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也认为，基金会的本质功能是慈善公益，但它对社会进步的意义绝非简单的慈善公益。除了做好公益慈善外，基金会还应当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改善社会服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没有基金的基金会，能叫做基金会吗？”

       现阶段，中国基金会的实力还远远不足以支撑起宏大的愿景使命。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官网显示，自2000年1月成立至2016年第四季度，赠款总额410亿美元，信托资产总额达到403亿美元。而中国所有基金会的净资产加起来在2015年刚刚达到1191亿人民币，还比不上盖茨基金会的一半。

      2016年，慈善法出台后，中国基金会发展迎来了新契机。《2016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全年接收国内外款物捐赠共计1392.94亿元，社会捐赠总量创历史新高。其中，基金会接收的款物捐赠为625.50亿元，比上年增加了179.93亿元，占比44.9%。

       尽管如此，我国大部分公募基金会还是处于没有基金的状态。

    “法律规定，公募基金会当年所募得的善款，第二年必须支出70%。也就是说，基金会基本上没有积累，形象一点说，就像大熊掰棒子，一手进一手出。”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7年会现场，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秘书长胡广华“吐槽”，“如果有人来求助，我们只好说，好吧，我们试着为你去公募，能否募到心里也没数。”

      国外的基金会大多数是资助型基金会，通常资助其他公益慈善组织去做公益项目，而自己不做具体项目。而中国的公募基金会大多是以筹资运作型为主，既要筹资又要实施公益项目，很多公益项目的实施取决于筹资进展，筹不到钱就意味着项目的搁浅。

    “没有基金的基金会，能叫做基金会吗？”胡广华反问。

    “穷酸不应该是公益从业者的代名词”

      2017年4月，中基透明指数发布，获得满分的公益基金会只有193家，中国基金会平均得分为48.29。

      中基透明指数是衡量基金会的透明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基透明指数得分偏低反映了中国基金会内部治理水平的低下。

      很多基金会成立的初衷，往往是以项目为导向，缘起常是因为要持续、规范地做好一个项目而发起成立，其中也不乏核心发起人的个人意愿，当然也有企业品牌发展的需要。 由于缺乏职业化人才，管理和项目执行水平都处于初级阶段。这些往往为基金会未来的发展埋下隐患。

      人才是制约基金会内部治理水平的重要因素。2014年，新华网一篇题为《中国公益组织现人才困境：百万年薪难觅秘书长》引发了业界热议。三年之后，对于数量日渐庞大的基金会，这样的状况并没有多大缓解。

      高端人才难觅，基层人员难留。公益从业者待遇低已经是共所周知的事实。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7年会闭幕论坛现场，主持人金锦萍问一位有志于投身公益事业的年轻人，“你知道未来薪水会有多低吗？你做好准备了吗？”现场参会的几百名基金会从业人员响起一片自嘲的笑声。

    “基金会工作人员不是慈善家，我们只是以公益为职业的从业者。我们要生存，我们要更专业更安心地从事公益工作，就必须要有稳定的工资，体面的工资，才能快乐有效地工作。”胡广华说，如果我们自身都快要成为被救助对象，我们的公益理想也就要破灭了。

    “穷酸不应该是公益从业者的代名词！”胡广华振臂高呼，现场响起一片掌声。

    “未来的公益，得注意力者得天下”

       针对痼疾，中国基金会内部从来没停止过调整的尝试。

       早在21世纪初，中国扶贫基金会就开启了去行政化尝试。到今天，回归基金会的民间属性早已成了行业共识。

       2011年，壹基金成功破冰，成为中国第一个民间的具有公募权的基金会，打破了少数组织垄断公募权的格局。2016年慈善法实施后，公募权彻底放开。

       2015年3月，中国红基会通过ISO质量认证，在基金会标准化质量管理方面率先迈出一步。

       2017年，爱佑慈善基金会与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签署合作协议，搭建孤独症儿童脑电数据库平台。中国的基金会也尝试在科研资助的领域发力。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深圳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等一批智囊和人才培养机构成立，为中国基金会人才发展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银杏计划、益桥计划等也在发力破解人才困境。

       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赋予了基金会新的机遇。

    “互联网公益在近一年之内，发生了过去千年也没有人敢想的突破。”百度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郭力说，12家互联网公益平台帮助行业整体的筹款总额直冲云霄。

       互联网筹款的增长是否意味着基金会的能力大幅增长了呢？“我感觉那不过是互联网平台变相的大额捐赠，将流量变现而已。”郭力表示。

    “未来的互联网，各平台之间竞争的不再是流量，而是注意力。”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懿预判，未来的公益，得注意力者得天下，谁掌握了注意力，谁就能获得更多资源，更多捐助。

       这也意味着未来公益需要跟娱乐、旅游、科技等原本不相干的领域，在一块小小的手机屏幕上争夺注意力。互联网在赋能公益的同时，更多的还是挑战。

      到机遇与挑战一起来临，中国的基金会做好准备了吗？

    “我们一定会产生世界伟大的基金会”

      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能力增长的同时，也意味着责任的增长。

      刘选国认为，十九大和“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基金会国际化的契机和路径。

      事实上，中国的基金会早已开始了“走出去”的尝试。

      2011年3月，希望工程首次走进非洲。但由于种种原因，“中非希望工程”遭遇重大挫折。中国基金会“走出去”战略也一度受挫。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地震发生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爱德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等基金会驰援尼泊尔。这次救援也被媒体称为“迄今为止中国民间反应最快、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外救援行动”。

    “湄公河光明行”项目为老挝、柬埔寨、缅甸三国近600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天使计划”先心病筛查救助行动惠及的儿童遍布蒙古国、阿富汗。在国内做的风生水起的“免费午餐”也正在雄心勃勃要复制到非洲……

      尽管还有各种各样的制约因素存在，中国的基金会已经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伸出一只触角。

    “在目前中国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一定会产生国际化的，世界伟大的基金会。”刘选国乐观地预测。